机场一小包芝士饼干卖$7，看懂这个你就知道为何澳洲房价高

在机场里，肚子哪怕只有一点饿，钱包都可能马上遭殃。澳洲房市以昂贵著称，机场消费恐怕也不遑多让；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两个市场其实有相似的运行逻辑。

Simon Letch绘制的插图

本周登上一趟红眼航班前，我再次领教了这一点。一份三明治——就是用少许芝士、火腿和生菜，随手给孩子做进午餐盒的那种——售价15澳元；一盒浅浅的外带沙拉售价21澳元；一小包芝士和饼干则要7澳元。

后者在Coles和Woolworths的售价是3.20澳元，品牌也完全相同。换句话说，机场商店收取的价格超过了超市售价的两倍。

多数人最后还是会忍痛买单。原因很简单：和住房一样，食物是生存所必需的东西。

有人或许会提前带上零食，但要准备或买好一顿像样的饭，再把它带进机场、通过安检，同时还得确保食物不会在途中变得难以下咽，并不容易。因此，机场食品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替代品。

如果接下来要乘坐数小时的航班，而机上能买到的食物有限，或者被困在机场等待一趟经常延误的航班，买一顿像样的饭就不再只是“有了更好”，而可能成了必需品。

这使机场食品成为一种相对“需求缺乏弹性”的商品：即便价格改变，需求也不会大幅波动。我们通常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高价，因为实际上没有太多选择。

住房市场也把我们置于类似境地。人人都需要住处，而现实中可行的替代方案很少；带着帐篷生活，或长期借住在别人沙发上，都不是解决办法。于是，即使住房支出吞掉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，我们往往也只能接受高价为住处付费。

以2024至25年度为例，超过四分之一的澳洲家庭把可支配收入的30%以上用于房贷、租金等住房相关支出，也就意味着他们承受着财务压力。

机场和住房还同属“受制市场”，即供应商数量有限的市场。供应商不必进行太激烈的竞争，买家则几乎只能购买眼前有的东西，议价能力自然十分有限。

两者的“转换成本”也很高——顾客改用替代方案时，往往要付出不少时间、精力或金钱。在机场，这意味着离开航站楼，到别处买一份更便宜的三明治后，还要重新排队并再次通过安检。住房交易则可能涉及看房、竞价，以及支付搬家公司费用，或自己花上几小时乃至几天搬家。

“受制市场”也是机场里很少出现商店大幅压价、试图抢走竞争对手顾客的原因之一。商家都知道，即使降价能够吸引更多顾客，大家通常心照不宣地维持高价，赚到的钱反而可能更多。

住房市场的情况大致相同。住房供应有限，热门地区尤其如此，卖家自然知道可以开出更高价格。对他们而言，压价抢客的诱因也不大：多数人都希望利润最大化，而且卖家只需找到一个买家即可。

少数需要大量出售住房的大型开发商，同样缺乏竞争动力。就像机场食品商家一样，对他们来说，提高利润率比通过低价出售公寓来压过竞争对手更划算。

当然，机场食品的高加价也反映了经营成本更高。食品运到机场、食品和员工通过机场安检、支付特别高的机场租金，都会产生额外成本。机场运营方通常还会要求商家交出一部分销售收入。

这些要求也抬高了竞争者，尤其是小型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，也就是形成了很高的进入门槛。即使出现空置铺位，企业也必须通过机场严格的安检和背景审查，还要有能力竞标竞争激烈的机场合约，才有机会进入。可一旦进场，它们就能享有有限竞争和大量客流。

因此，机场往往被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大型连锁企业主导，例如快餐巨头McDonald’s或Hungry Jacks。即便这些企业在不同地点通常采取相对统一的定价，也会在航站楼内提高价格。

机场通常不会公布每平方米的租金数据。不过，竞争监管机构发布的2024至25财年机场监测报告显示，悉尼、墨尔本、珀斯以及悉尼的机场都“非常赚钱”，航站楼商店等商业运营贡献了“相当可观”的收入。

住房市场也有额外成本和限制。比如，分区规划法限制了市场能够增加的住房供应，热门地段尤其如此。漫长的规划审批流程、建筑规范等其他监管负担，也让建房变得更加繁琐。

最后，机场和住房市场都有明显的“地段溢价”。靠近市区或位于更安全社区的房屋，通常比其他条件相同、但位置没那么理想的房屋更贵。

同样，在机场买食物时，消费者并没有得到更高品质的食物；价格之所以更高，通常只是因为地点不同。

好消息是，房价是可以压下来的。

土地供应等因素或许难以改变，但削减资本利得税折扣、调整负扣税等政策改革，已经帮助减少投资者需求。推动建造更多住房，预计会进一步放缓房价涨幅；修改分区规划法也可能产生类似效果。

至于机场食品价格，恐怕仍会高得离谱。